另一次在1979年，由于政府工作疏漏，导致一小部分债券利息支付发生延误，造成短期技术性违约。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今都还没有充分揭示如何同时实现高效GDP增长、包容性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晚年的科斯关注点转移到资本主义和市场制度在中国的兴起与形成。

但因缺乏管理硬件所需的软件，其硬件的效率难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贡献了佛山GDP的60%以上，主要生产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纺织品和食品。但还有第五个重要的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在中国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新制度经济学之父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了。扩张的市场恰恰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但政府的目标应更明确，例如，着重于发展产权基础设施、投资及培育人才市场、并实施可支持高质量增长秩序的宏观经济政策等。

这一成绩部分要归功于佛山地方政府在市、镇、区等各层级进行的制度创新。根据科斯的思路，对中国发展的分析需要聚焦在本土思维的政府与全球思维的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译者/马拉 进入专题： 全球经济复苏 。

现在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发达经济体上。就在6个月之前，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仍将新兴经济体看作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根深蒂固的国家压力阻碍了贸易增长，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放大了这种压力。这一修复过程已经及时出现——但如果大萧条始于1929年，我们目前可能仍处在相当于1933年的状态，此时距离全球经济重启快速增长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但缺少了全球市场需求的缓冲作用，新兴经济体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除了政府关门以外，来自美国的消息总体令人感到振奋。

但中国对于进口商品的巨大需求才是促使国际贸易反弹的真正原因，并推动国际贸易在2010年加速增长。中国必须控制其过度投资行为。经济复苏的迹象以前也曾出现过，但只给人们带来了失望。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股助推力量缺失。

面对深渊，世界各国领导人协作推出刺激方案，以控制国际贸易的下滑趋势。2010年初，人们曾预计贸易复苏将推动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未来五年里实现超过4%的年均增长，高于2003至2007年经济繁荣期里的增长速度。2008-09年间的经济危机是由一场金融地震引发的，但通过国际贸易的急剧萎缩传导到了世界各地。希望是，有关经济复苏的好消息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开启一段不断自我强化的增长过程。

迅速改变这一动态过程可能很难实现。但2013年全球GDP增速或不足3%。

而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也并未引发乱象。事实上，经济低迷正在通过全球贸易传播开来。

笼罩欧元区的绝望情绪正在减退。进一步的货币举措如今已没什么空间，各国也无意推出财政刺激。历史要求我们重视这些警示信号。随着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趋于下降，并将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拉入了下行通道。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货币的大幅贬值就是一记警钟。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则有待强劲贸易的推动。

但如今已经没有能够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本文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访问教授、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研究员。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产出增长率。在大萧条后的恢复过程中，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同样等于或低于全球产出增速。

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又进而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转失调。在经济危机的初期，工业产出的下降速度与1929-30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刚刚爆发时别无二致——但国际贸易的大幅萎缩则史无前例。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期未能实现。近18个月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疲软，年化增速仅为约2%。它们曾因在经济危机最严重阶段所表现出的经济弹性受到赞誉。全球经济预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贸易形势的观点，国际贸易规模曾被预测会在2011至2013年间实现6%的年均增长，较前几十年的年均增速高出1个百分点。

与欧洲存在紧密贸易联系的亚洲现已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在连续六次下调对全球经济表现的预测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又一次预计全球经济将在不久之后复苏。

但由于欧洲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其进口大幅下降还在国际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世界各国的政治都在拖累政策行动的步伐，美国政府关门如是提醒我们。

鉴于它们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进口规模急剧萎缩。但同样，负面消息以及政策错误可能导致经济体中的脆弱方面迅速恶化。

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需要有消费者需求推动的经济繁荣作为支撑，而正是这种消费繁荣引发了经济危机。欧洲经济体属于贸易密集度最高的经济体。人们将之误读为危机的结束。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从财政刺激向财政紧缩的政策转向，以及经济结构缺陷（这点在当前尤为明显）

或者一切与生产经营相关的金融服务。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放松管制自贸区的金融，不过，资金活动一定要与贸易相关。

自贸区的试运行顺利与否，取决于国家各大部委的配合与协调。不过，丁伟称《决定》属于过渡期内的决定，自贸区还需要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监管模式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这也暗示自贸区在现阶段推行金融自由化还存在一些短板。一位上海金融界人士曾设想，浦东的离岸金融设施有四要：要允许非居民和综保区内的居民开设离岸账户。